《铃芽之旅》:从“二次元”个人主义到社会大叙事

《铃芽之旅》:从“二次元”个人主义到社会大叙事

2023年春末，新海诚带着他的动画电影《铃芽之旅》“赴三年之约”，登陆中国，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以7.55亿的总票房，创造了日本动画片在华观影人气的新纪录。《铃芽之旅》也毫无争议地成为“灾难三部曲”中票房成绩最高的一部，给新海诚前后历时6年的这一系列之作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此时，院线产业刚刚从疫情带来的漫长萧条中复苏，不久前电影《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打响了商业电影强势回归的第一炮，为提振中国大陆电影市场，传递出良好的信号。《铃芽之旅》的热映，已然突破传统印象中“二次元”受众的封闭圈子和小众“宅文化”范畴，远非“三年之约”单纯宣发的营销战果。

在保卫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上

在社会舆论场中，青少年动漫受众常被看作一个或值得理解、或应当批判的小众群体，他们普遍地带着一种耽于幻想和逃避或暂避现实的气质。反过来，“老二次元”们又会不无揶揄地将同龄人中的动漫圈外行称为“现充”（即“现实生活充实、对二次元亚文化则浅尝辄止”的人）。但如果不能跟构成社会大多数的“现充”产生共鸣，《铃芽之旅》最多只能困在亚文化特殊语境的“黑话”阈限里，接受单边凝视，无法赢得社会现象级的关注。

《铃芽之旅》的女主角铃芽依然具备传统“二次元”女主的典型特征。幼年丧母的经历、时时浮现的创伤梦境、与奇幻生物和世界观的邂逅，铃芽的这些人设前情，都可谓二次元女主的常规标配。相应地，剧情前台主线的起步调门，也定位于新海诚拿手的青春恋爱故事。乍看起来，开场的人设和情节都并无太多新意，似乎只是在循规蹈矩地标榜着对“二次元”固有风格的继承。

但《铃芽之旅》所依托和展现的时代背景以及剧情架构的总体旨归，却展示出相对于传统的“二次元”个人主义叙事模式的独特修正和鲜明转向。以留存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害记忆为创作初心，新海诚的这部新作显然已不满足于《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子》中的极端设定和借着世界与个体关系进行恋爱心理演绎的“世界系”套路。全剧背景设置的灾难要素——地震，截然有别于罕见的陨石坠落和怪异的灭世洪水，是现实日本民族记忆和生活经验中日常而又重要的构成部分。《铃芽之旅》中的“闭门师”肩负防震减灾的重大责任，他们负重潜行、代代相传的使命担当，更令人联想到被誉为“人间国宝”的那些日本传统手艺的传承者。

自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社会在频繁的灾难应对中日益明确地形成了自觉保卫日常生活的迫切共识，继而有意识地走出了后泡沫经济时代的后现代个人主义精神氛围，即所谓“平成心态”。以一部《新世纪福音战士》引领平成时代“二次元”转型的庵野秀明，近年也通过《新哥斯拉》这样的灾难片，向日本社会重新提出了一个面对灾难更加积极有为的东方集体主义的高调期望。

《铃芽之旅》传递的正是“受到灾害入侵的生活，需要采取行动来保卫”的讯息。这意味着在自我追寻和青春情感这些前期新海诚着重打造的“平成式”的题材之外，“灾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正式向社会宏大叙事靠拢，开始承担塑造集体记忆的责任和履行社会疗愈的义务。

转向之路：当“中二”纯爱遇到社会问题

上映以来，《铃芽之旅》引发的评论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就剧情而言，实际上无论是感情线的推移转折、奇幻背景的刻画渲染，还是核心冲突的明暗设置，《铃芽之旅》都落在中规中矩的水平线上，并没有大幅度跳脱的创新出彩之处。岩户铃芽拥有日语谐音为“前进”的名字，关闭“往门”须得游历日本各地，这些近乎直白的细节，流露出新海诚以作品直击社会现实的明显意图。虽然新海诚不无感慨地认为人们正在淡忘3.11大地震，但他的表达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观众这里显然得到了足够的共鸣。

从古时“退治妖怪”的传说到战后与战争创伤和对科技反思结合的“哥斯拉”，灾难一直是日本民族集体记忆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社会面对灾难时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则构成了贯穿日本国家叙事的一个恒常主题。在动漫作品中，也从来不乏处理社会和灾难关系的作品：从《铁臂阿童木》到《幽灵公主》，都浸润着对人类、技术和自然辩证共存的思考。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黄金时代”全面终结，日本文化市场的主流审美兴起了时至今日仍在“二次元”领域回荡着深远影响的所谓“平成时代”的取向。所谓“平成心态”，实际上就是个体的人从事业景气的黄金幻觉中惊醒，被迫以失去环境羽翼和外在保护的脆弱姿态去直面生存危机时，所体味到的那种自我不确定性和孤独感。偏巧这一时期又猝然发生了惨烈的“阪神大地震”，导致自然灾害和社会困顿交相叠加，合力塑造了这种饱含着深重的个体生命痛感和社会生存风险意识的历史记忆。这一时期动漫的起点，也以《阿基拉》和《新世纪福音战士》等优秀的末世题材灾难动画片为重要代表。

《铃芽之旅》的出现，相对于日本动漫近三十年来的世代转型流脉，既是一种延续和回应，也是一次综合和重构。与典型的平成“世界系”动漫一脉相承的对于虚构人物所承载的种种源自真实生活背景的精神创伤进行逐层揭示和逐步疗愈的过程，在片中不再局限于剧情本身，而是被严肃地投射和反馈回了社会现实情境。已经为不少影评所关注的《铃芽之旅》中草太被大臣变成三条腿的童椅这一细节，在形象层面消解了女主铃芽和男主草太作为“中二”纯爱角色组合的标签意味，但同时又赋予化身为童椅的草太以非人的形态来映照铃芽心理世界，以至象征片中所有人物精神遭遇和精神特征的更丰富意味。

而变成童椅之后的草太依然奋不顾身地陪伴铃芽，忘我奔走于闭门防灾的迢迢征途。这样的桥段实际上正为“中二”纯爱的小情调和小叙事向表现大我大爱的社会宏大叙事的升格扩展，提供了生动得力的形象依据和情节支点。当铃芽和变成椅子的草太追随着大臣，以匆匆的行迹和执着的情怀串联起日本现代地震史上的多个重灾发生地时，身心满负创伤的两人一猫，便走向了银幕之外的现实，走向了日本社会和人类社会深处，走向了正在观影的、同样需要在彼此间紧密持久的社会协作中疗愈自身的广大观众。（作者：李冠辰，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经管院）